王洪文在上海花天酒地

摘自：叶永烈著《“四人帮”兴亡》

王洪文花天酒地回上海

1975年国庆节，新华社播发的国庆照片，透露了王洪文在哪里。

那是一张在上海拍摄的照片，王洪文居中，左边坐着王秀珍，右侧坐着马天水、徐景贤，背后是一批正在鼓掌的群众。照片的说明词写道：“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在上海和群众一起欢度国庆。”

在《人民日报》上，王洪文这张照片被安排在各地欢庆国庆的照片之中，并不十分醒目。而整整一年前，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国庆盛大招待会，他的照片印在《人民日报》头版。如今，登在头版的是邓小平的照片。

王洪文已经许久没有在报刊上露面。他回上海去了。

是毛泽东要他下去的。

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，党、政、军一把抓，他在大力整顿：“军队要整顿，地方要整顿，工业要整顿，农业要整顿，商业要整顿，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，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。文艺，毛主席叫调整，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。”邓小平大刀阔斧地整顿一切。他的整顿，就是整顿被“文化大革命”搞乱了的各条战线，恢复中共八大的路线。他的整顿，实质上也就是彻底否定“文革”。

王洪文成了闲人。他的工作，按毛泽东的安排，只是抓抓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，如此而已。

王洪文牢骚满腹。本来就是杜康之徒的他，此时此刻，他更借酒浇愁。三杯黄汤下肚，牢骚脱口而出：

“妈的，什么副主席，空头支票一张！”

“什么主持中央工作，权全给邓小平夺了。哼，我只落得个抓抓读书班，比弼马温还不如！”

他是个看不进书、坐不住的人，闲得无聊，无法打发那漫长的时光。他从“文艺旗手”江青那里借来一部又一部外国“参考影片”，看了起来。看罢电影，余兴未尽，有时还找来外国小说“研究”一番。

看电影，看小说，还算安安静静。实在太闲了，闷得发慌，他去钓鱼了。钓鱼还不够味，他打鸟。这时候，他刚当副主席那阵子的拘谨、小心，一扫而光，露出了他的“原形”。

王洪文在中南海骑着玩的摩托车

消息传入毛泽东耳中。毛泽东对王洪文作了安排：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，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，三分之一时间调查研究。

实行这“三三制”之后，王洪文不能在钓鱼台逍遥了。他选择了上海作为“调查研究”的场所，给毛泽东写了报告，回上海去了——为时三个半月，也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一年的三分之一。

1975年8月，王洪文回到了他的“基地”——上海。

王洪文在上海是怎么“调查研究”的呢？

上海市委招待处五位负责接待王洪文的工作人员何关明、葛健、陈世章、朱友生、王珏，曾回忆如下：

王洪文，1975年夏天来上海三个半月，一家五口住在高级别墅，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资产阶级生活。几乎每餐都要喝名酒，经常要吃山珍海味，名菜佳肴，新鲜水果，时新蔬菜。什么鱼唇、鲍鱼、干贝、海参、蛤蜊、鹌鹑、野味……他想啥就要吃啥，而且要求苛刻，非要弄到不可。一次，要吃田螺，就要农村动员农民下水摸，要吃小豆苗，到生产队组织人采摘，他要吃鲜荔枝、香蕉、菠萝，由广州用飞机带来。儿子要吃石榴，也专人到苏州去买。此外，到南通搞过蛤蜊，到宁波搞过青蟹，派人到处去买。王洪文经常设宴请他的“小兄弟”、亲信吃喝，三个多月就请了20多次。他以视察为名到工厂，到农村，到部队时，事先安排吃喝，要人家准备名酒名菜，每到一处都大吃大喝，常常喝得酩酊大醉，丑态百出。

王洪文几乎整天吃喝玩乐，钓鱼、打鸟、下棋、玩牌、打弹子、看电影，成了他每天主要活动。100多天之内，看了80多部电影。他还常常硬拉着工作人员打扑克、下军棋，玩通宵。他不仅白天去打猎，有时晚上也去打，专门让人特制了聚光搜索灯。他钓鱼，让工作人员用麻油、茅台酒和面粉作鱼饵。钓不到鱼，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员做两只木筐浮在水面，筐里放上青草，引鱼上钩。王洪文一贯作威作福，钓鱼时，不仅要为他准备烟、茶、水果、橘子汁，还要工作人员把烟递到他嘴里，为他点烟，拾鱼，装鱼饵，擦汗，扇扇子。

他在上海三个半月，穷奢极欲挥霍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就花了二万余元。……

王洪文在中南海打鸟用的猎枪

王洪文如此吃喝玩乐，半是政治失意，半是本性如此。到了上海，人们的心目中，他还是“副主席”，还是“接班人”。他乐得借这迷人的光环，悠哉游哉。

他的“小兄弟”马振龙，成了他的“后勤部长”。据上海市轻工业局三位工作人员韩仁和、刘恩仁、吴行慎回忆：

王洪文非法攫取大量国家财物。他成为副主席后，串通上海市轻工业局的马振龙，利用职权，以“硬性索取”、“授意试制”等手法，巧取豪夺了大型彩色电视机、红旗牌高级照相机、高级气手枪、高级手表、石英电子表、太阳能打火机、高级香烟、啤酒、糖果等大量轻工产品。就以食品一类来说，一次就拿高级雪茄烟35条、酒心巧克力糖60盒、酱菜罐头20多瓶。

王洪文为了打猎，硬要给他仿制美国“奇异牌”的聚光搜索灯。工厂只好停止部分正常生产，日夜赶制，突击一周，造出20只，王仅选去2只，耗费国家资金1万多元。又如，为王洪文专门精制5块高级钻石牌双日历手表，调动了7个工厂、一个商店的40余名技术人员，花费国家资金11000多元。王洪文用的保温杯，也要给他特制，加工单位仅为制杯盖，花了半个多月时间，专门制了两套模具，这一项就耗费国家资金1600多元。

如果说，在北京慑于毛泽东的威望，王洪文还不得不有所收敛的话，在上海他无所顾忌了。一班“小兄弟”围着他转，捧他，吹他。就连那个“老干部”马天水，也在宴会上举起酒杯，走到他的面前，献媚道：“洪文同志，你到中央以后，进步真大啊！”

王洪文不忘“马老”在中共十大那关键时刻对他的帮助，赶紧举起酒杯，以吹还吹：“马老，在老干部当中像你这样的精神面貌，在全国都是少见的！”

“旧居”·“圣地”·大事记

1975年9月30日午夜，僻远的上海定海路上，几辆轿车停了下来。一伙人走出轿车，在定海路上一座小屋前驻足。

“文化大革命中这里可热闹了，这是一间值得永远怀念的小屋。真快，一转眼，九年了！”王洪文满怀深情，在小屋前跟廖祖康说着。

刚刚出席了上海的庆祝国庆晚会。趁着余兴，王洪文突然来到上海国棉十七厂，来到定海路那间小屋。

有着“纪念癖”，当年搞过“工总司半周年纪念”的王洪文，在他的“旧居”面前的一席话，马上被“小兄弟”心领神会。

他在韶山参观过毛泽东旧居。他希望有朝一日，他那小屋门口，也挂上红地金字横匾：“王洪文旧居”。

他的“旧居”，真的被“小兄弟”们精心保护起来了，以便日后办个“王副主席纪念馆”之类。

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办公室，则早已被“小兄弟”作为“圣地”保留原貌。还是王洪文当年用过的那张办公桌，还是王洪文当年用过的那张木椅子，还是王洪文当年放文件的那个文件柜，玻璃板下压着一张选民证，写着“王洪文”三字——一切都保持当年的风貌。

王洪文说过：“这个办公室是有意义的，要保留下来。”他的一句话，使那个办公室成了“圣地”。

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办公室被他的“小兄弟”作为“圣地”保存下来

王秀珍成了“朝圣”的向导。她曾亲笔写下回忆：

在十大以前，我曾把王洪文要保留这个办公室的考虑，告诉了十七棉党委负责人。他们照办了，连王洪文在“文革”前的选民证和他用过的桌椅都照原样保留着。

1975年2月初和2月15日我曾两次带领“小兄弟”去这个办公室开会，以增强对王洪文的“感情”，效忠王洪文。第一次带了叶昌明、陈阿大、黄金海、马振龙、王日初、金祖敏。我和金祖敏传达王洪文、张春桥对黄金海、戴立清的“指示”，目的是使我和这帮小兄弟更加抱成一团，效忠王洪文，为王洪文争气等。第二次是王洪文要马天水和我多关心新选进的中委和候补中委，给他们补上“文化大革命”这一课。当祝家耀（已去公安部工作）一次回上海要返京前的一个晚上，我借这个机会带祝家耀、周宏宝、张国权、陈佩珍等在上海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去十七棉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的“教育”，我介绍了所谓王洪文的“造反史”。我还要他们不要忘记这些“历史”，要为王洪文争气，为“四人帮”效忠。……

光是保留“旧居”、“圣地”还不够，王洪文还授意为他写“造反史”。

一本三万多字的《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》，在王洪文的“关怀”下，历时一年多，终于写出来了。

这本大事记的基调是三条：

第一，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工人运动的发源地；

第二，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的红色堡垒；

第三，王洪文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领袖，该厂造反派的一切“胜利”都是在王洪文领导下取得的。

上海国棉十七厂高顺兴、王树理、曾勇同，曾揭发过王洪文炮制大事记的经过：

王洪文为了篡党夺权，亲自策划编写了《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》，为自己树碑立传。

1974年1月9日，他在北京接见厂党委副书记董秋芳时，一再夸耀自己对十七厂文化大革命所起的作用。并说他“一有空就回忆这些事情”，要董“把十七厂的文化大革命好好总结一下”。董回沪后，即将王洪文的黑旨意向厂党委作了传达。同年12月，经王洪文同意，抽人着手编写大事记。

1975年8月，王洪文来上海时，又催促此事。10月底初稿完成，即送王审查，王看了以后，第二天立即召集董秋芳等人，一开始就说“我昨天一连看了两遍，很受教育。”接着他又提出：“大事记中人名不要太多，一般人只要一般提一下就可以了。”可是他自己的名字出现了近200处却一声不响。还提出1966年6月19日他在保卫科同厂党委发生冲突“要详细记载对今后是有好处的”，又说“十七厂夺权日期由1967年1月29日改为1966年11月4日，捏造十七厂是全国最早的夺权单位，拼命为把他自己塑造成“一月革命”夺权最早发起人制造“依据”。他还交待：搞大事记的事“千万不要传出去，要保密”。

王洪文在这个大事记中把自己打扮成所谓的“革命左派”、“优秀的共产党员”，把他写的大字报吹成是“马列主义的大字报”，推动了十七厂“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”。大事记中说什么“王洪文的一席话，使得同志们增强了斗争的信心，觉得眼前的道路又宽又亮了”。还说王洪文到了三十棉纺厂一次，这个“三十厂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”等等。王洪文甚至编造了自己“为了迎接更大的斗争风暴，更加认真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”。这样一来，这个不学无术的政治流氓一下子就变成了所谓的“工人领袖”……

这份大事记经王洪文审定，曾打印过。后来为了“保密”，又一一收回，销毁，只剩下两本。

在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消息传来之后，王洪文的亲信曾打算把那两本大事记“塞进铁管，两头焊死，埋到地板下或黄浦江防汛墙内，永久保存”。

本书作者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终于见到了这藏之密室的大事记。王洪文精心炮制的大事记，成了作者写作《“四人帮”兴亡》时的重要采访线索和参考资料。

王洪文重逢“小兄弟”

在上海“调查研究”的一百多天，朝朝夕夕，王洪文和“小兄弟”们“酒肉穿肠过”，喜相聚，庆高升。

鸟枪换炮。今日的“小兄弟”们，来来去去，轿车进，轿车出，个个都成了“领导干部”。

王洪文、张春桥、姚文元、徐景贤、王秀珍等在一起

当年，在“安亭事件”“胜利”之际，王洪文已夸下海口：“我当上市长，你们也弄个‘长’当当！”如今，王洪文成了党的副主席，“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”，他的“小兄弟”们怎不攀着高枝儿向上爬！

就在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，在四届人大召开之前，王洪文就叮嘱过王秀珍、金祖敏：“选拔一批工人出身的新干部。”

1973年10月，根据王洪文、张春桥的“指示”，上海市委工农兵干部学习班开办了。这个学习班，是为了向中央“输送”干部而准备的。

1974年3月，王秀珍去北京，王洪文叮嘱她：“上海要尽快物色20名年轻干部，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、团中央、全国妇联、公安部、商业部、建材部、邮电部、中组部、卫生部以及《人民日报》的领导工作。”

“小兄弟”们当然很起劲。王洪文说是要20名，而上海市委组织部在1974年4月底上报给王洪文的中央各部长备选名单上，开列着88名！

1974年10月，王洪文明确地告诉上海：“要准备把上海的中委都调出来！”

于是，一张由马天水、徐景贤、王秀珍拟订的名单，终于在1974年12月31日上报王洪文了。

在这张名单中，内定了“上海牌”的部长或副部长的人员：万桂红去中组部，杨佩莲去团中央，冯品德去全国海员工会，陈佩珍去商业部，秦宝芝去建材部，王东亭去邮电部，沈鸿、张秀清去文化部，吕广杰、姚福根去六机部，陈杏全去冶金部，张国富去水电部，汤凯臣去轻工部，周宏宝去人民日报社，朱栋去交通部，王桂珍去卫生部。

那个陈阿大，不仅成了中共九大代表、十大代表，而且成了四届人大代表，以至成为四届人大常委。不过，陈阿大讲究“实惠”，他伸手夺走了上海全市的房屋调配大权，当上“房总统”。

自从陈阿大当上“房总统”，“小兄弟”们要房子，那就方便多了。这位“房总统”不断地批条子，把上海一幢幢花园洋房，批给“小兄弟”们。那些花园洋房的原主，大都是资本家，也有的是“走资派”或者高级知识分子，反正都是“文革”的对象。赶走了他们，“小兄弟”们便成了花园洋房的新主人。

关于“房总统”本人，那就甭说了：他原住上海安福路的小房子，后来迁入瑞华公园，又调到新康花园，霸占了230多平方米的花园洋房。

他跟纺织局的某人打了个招呼，他的妻子便入党了，成为上海一家棉纺针织厂的革委会副主任、厂党委副书记。

王洪文也不忘拉那些摔了跟头的“小兄弟”一把。当年，他的“副司令”潘国平，能言善辩，冲杀在前，在上海的“知名度”曾远远超过王洪文。一度，人们只知“工总司”有个“潘司令”，不知有个“王司令”。

潘国平曾出尽风头：带头冲上北站列车；在安亭出面与张春桥谈判；在“上海人民公社”成立之际，担任百万群众参加的“庆祝大会”的执行主席……

用当年的习惯用语来形容，潘国平属于“昙花一现”的人物。他寻花问柳，蹂躏妇女；他成为打、砸、抢的先锋；在经济上，他也不干不净……

从1968年踏平“联司”之后，潘国平下台了。他被“下放”，回到原单位——上海玻璃机械厂劳动，从此在上海政治舞台上消失了。

“造反司令”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，“造反副司令”却重新成为普通工人，“反差”未免太大了！

倒是张春桥提醒了王洪文：“‘工总司’发起时的常委，现在还剩几个？连毛主席都下令查一查，‘长征老马还有几匹’？你要注意保护老造反。要不，人家会说你这个‘司令’下边，怎么尽是乌龟王八蛋。否定了他们，连你这光杆司令也迟早保不住！”

王洪文连声称是。他佩服张春桥看问题总是高人一筹。

1972年底，张春桥趁着回上海，突然在康平路小礼堂召见潘国平和几位“工总司”的老造反。

张春桥的几句话，使潘国平受宠若惊：“小潘，你知道吗，主席还一直记得你小潘呢，前不久还跟我提起你！我和洪文同志，对你总是抱着希望。”

张春桥夸奖几句潘国平之后，开始“指点”他：“小潘，你别想来想去就是个谭元元（潘国平千方百计追求的女友，后来成为他的妻子——引者注），你要想想国家大事，世界大事。你要向洪文同志学习。路线斗争一次又一次，还会不断地来的。第十次，第二十次，第三十次，都会来的。主席不是说过，七八年要来一次吗？你小潘年纪轻，起码还可以活50年，经历十次路线斗争，你要想得远一点，看得远一点。”

张春桥鼓励潘国平道：“你犯了错误，只要你把尾巴夹起来做人，那就行啦！谁不犯错误？就拿马老来说，他很有体会。他对我讲起过，在1965年以前，他是不大学习的。在1965年，全国开始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，他看了一点书。但是，真正认真开始学习，是在他犯了错误以后。犯了错误，才懂得学习的重要性。”

张春桥还说：“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初中文化水平，看不懂书。其实，初中水平不算低，我也只是个初中生！当然，初中水平也不算高。字是可以认识的嘛，不认识的还可以查查字典。洪文同志的文化水平跟你差不多，他很注意学习。”

在张春桥、王洪文的关心下，潘国平在1973年4月，结束了“下放劳动”，调到上海市总工会当起常委来了。

1974年1月17日下午4时半，姚文元趁回沪时在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上海市总工会的常委们。以下是当时的记录中涉及潘国平的部分：

姚文元：小潘同志最近还好吗？

潘国平：还好。

马天水：胖了一点。

潘国平：胖是胖了一点，腰不大好。

姚文元：你的学习怎么样？

潘国平：我学得不好。我是想学一点的。党的大事，国家的大事，总是关心的。最近，报上在批孔。我在加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的认识。

姚文元：小潘，你要争气呀！你是老造反，你一定要争气！你有三十岁了吗？

潘国平：虚龄二十九。

姚文元：你以后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。你一定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！

潘国平：我记住了。

张春桥的接见，姚文元的接见，使潘国平又“抖擞”起来。不过，此人如同一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，居然又干起偷鸡摸狗的事。他并不把王洪文放在眼里，对这位“副主席”说了许多不逊之词：“王洪文算什么！在‘工总司’成立大会上，有人要揪他，他吓得发抖。在安亭，看到火车停下来了，别人都冲上了铁轨，他才上去！哼，他倒成了‘副主席’！”

这些话，很快就有“小兄弟”向王洪文报告。潘国平攻击“中央领导”，这还得了！于是，当王洪文回上海“调查研究”时，对潘国平问题作了“指示”。

以下是1975年10月16日叶昌明关于潘国平的审查报告的原文：

天水同志：

送上洪文同志对潘国平问题的两次指示，请阅。关于我和沈涵同志报告中提出拟对潘作留置审查一事，我又请小廖同志（即廖祖康——引者注）向洪文同志请示，据小廖昨天下午电告洪文同志的意见，对潘要批判从严。可把潘的材料整理一下，向常委介绍一下。批判先在常委中进行，以后再扩大。对潘的问题的材料，虽然大部分是可信的，但可能有些部分或有不确实的地方。为防止被动，所以对潘的批判从严，形式上不要搞得太紧张（指不要在民兵指挥部留置）。小廖向洪文同志请示可否采取把潘留总工会，不让他回家去，便于他一面交待问题，一面学习，洪文同志同意这个意见。

根据这些精神，今天下午，我又找部分总工会常委研究了实施办法，经大家讨论提出下列意见：

（1）先在部分常委的小范围内与潘接触二、三次，追查他的问题，要潘老实交待自己所有的问题。拟在下星期二（21日）上午开始与潘接触，一星期内告一段落。

（2）再下星期起在全体总工会常委范围内对潘进行批判。也批二、三次。潘有一些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论（此处的“中央领导同志”指王洪文），不在这个范围内批判，以免扩散。

（3）与潘开始接触后，即把潘留宿在总工会。允许他自己去食堂吃饭，不允许外出，请民兵指挥部派七同志分三班看护（不以民兵名义），同时我们组织人员进行调查材料，并去潘家，在他老婆在场下作适当的检查，获取有关材料。

待对潘的审查结束时，再将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市委审批，特此报告。如有不当请批示。

马天水看毕叶昌明的报告，在上面写了批示：“请秀珍同志审阅。”

王秀珍在她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儿，算是“圈阅”。

看在当年“副司令”的面上，潘国平还是被保下来了。

张春桥、姚文元对潘国平问题，说了如下的话。

张春桥说：

“小潘，我们是仁至义尽了吧！我一直劝你。直到现在，我对你还抱有希望。

“你过去没有受过严格的无产阶级教育。就是在部队里两年，也是不怎么样。这次大浪潮把你推到前面，但你没有懂得什么叫革命，就觉得了不起了。想想在安亭的时候，你是‘工总司’的首席代表，来跟我谈判的。当初造反的时候，在‘工总司’创立的时候，你是有功劳的。这跟陈独秀一样，主席说在写党史的时候，还得把他写上。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，是尊重历史的。希望小潘也能自重，爱护自己这段历史。”

姚文元也恨铁不成钢似的说了一番话：

“小潘，你的坏习气太深了！你的旧的习性，要来一个彻底的改造。春桥同志的讲话，我是同意的。

“小潘，我们是把你当作体现政策的人。对于你自己来说，还有一个主观努力的问题。阶级斗争规律是无情的，你怎么也想不到的事却常常发生。”

张春桥意犹未尽，补充道：

“在‘文革’初期，那些围攻‘工总司’的人，总是集中力量攻击你们两个司令，说潘国平是阿飞，王洪文是坏人。当时，我曾一再为你们辩护过。现在，洪文同志很争气，成了党的副主席，没有谁再敢对他说三道四。你潘国平要争一口气！你的堕落，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事情，也影响‘工总司’的声誉，甚至影响洪文同志的声誉！”

又是“批判”，又是劝说，张春桥、姚文元、王洪文对潘国平真的是“仁至义尽”！保这个“副司令”，也就是保“工总司”的声誉，保王洪文的声誉。

对于那个“二兵团”的头头耿金章，王洪文本来就恨透了他。1967年2月25日，王洪文曾设下圈套，在上海国棉三十一厂抓捕了耿金章，在杨浦区公安分局关了两个多月。张春桥下令释放耿金章，王洪文这才不得不把耿金章放掉。耿金章在砸“联司”时出过力，一度与王洪文的关系有所改善。

不过，耿金章稍稍恢复元气，又要与王洪文为敌。于是，王洪文第二回定计捉耿金章。那是1967年秋，忽然来了两辆大卡车，坐满了“工总司”造反队员，前来接耿金章，说是“工总司”要成立党支部，王洪文要他去开会。会议地点在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。

就在这时，王承龙打电话密告耿金章：王洪文要抓你！

支左办公室的一位处长，也把紧急情况报告了张春桥。

当耿金章来到会场，王洪文接到了张春桥电话，不许他动手。耿金章在那个处长保护下，从后门出走。

不久，耿金章又一次被王洪文派人绑架，抓到浦东去了。消息传出，耿金章那“二兵团”的常委范建华坐小轿车赶去，说是“市革委”要开紧急会议，耿是委员，务必出席，这才把耿拉上小轿车溜走。耿金章躲到上海漕河泾的上海第八人民医院里，伪装成病人，这才把王洪文派来追捕他的人甩掉了。

王洪文三抓耿金章的消息，传入张春桥耳中。张春桥劝王洪文对耿金章实行怀柔政策，给他一官半职，不要弄得太僵。

王洪文听从了张春桥的意见。于是，从1968年11月起，耿金章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科技组里弄到一官半职。

耿金章对王洪文毕竟耿耿于怀。到了1971年5月，王洪文把耿金章“下放劳动”，让他回上海纸浆厂去。

1973年初，在落实“老造反”政策时，张春桥说了一番话：“耿金章的错误是严重的。他主要是犯了像王明、陈独秀那样的分裂主义的错误。这几年，他通过劳动、学习，对自己的错误已有所认识。他属于‘知名人士’，不用不行。……”

好在王洪文已在中央立足，小小的耿金章再也构不成对他的地位的威胁。于是，给了耿金章以上海市总工会委员的头衔。

这时的耿金章，早已失去当年与张春桥、王洪文对着干的那股犟劲儿。

1973年4月23日，耿金章给王洪文、王秀珍写了一封充满忏悔之意的信：

洪文、秀珍二同志：

你们好。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已经胜利闭幕了，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，也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。

这次我能参加大会，并作为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候选人，内心感到十分激动。回顾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不少错误，辜负了党和群众对自己的希望……

为了今后更好地干革命，恳切地希望洪文同志、秀珍同志在百忙中能接见我一次，并严肃地帮助我，指出我的缺点和错误，使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少犯错误或不犯大错误。

战友　耿金章

1973．4．23.

人是会变的。这时候，耿金章眼中的王洪文，已是“中央首长”；这时候，王洪文眼中的耿金章，只不过是条可怜虫。“胜者为龙，败者为虫。”成“龙”的王洪文，哪里还愿“接见”那虫一般的“战友”耿金章！

这年11月，耿金章又写一信：

春桥、洪文、秀珍同志：

你们好！

11月2日春桥同志的讲话，对我触动很大。有几个晚上睡不好觉，反复对照自己、检查自己，思想斗争很激烈。首先体会到毛主席和市委领导对我们新干部的关怀爱护，心里感到十分温暖。……

张春桥用红色铅笔，在耿金章的信上写下批示：“请秀珍同志告耿，信收到，希望他说到做到。”

如此这般，耿金章这位“知名人士”，成了王洪文的“统战对象”。王洪文给耿金章安排了一个“七品芝麻官”：上海市轻工业局基建组副组长。

此后，王洪文倒常常提到耿金章。他抽着烟，以一种傲岸的神情，谈论耿金章。王洪文把耿金章树立成一种特殊的典型，为自己的脸上贴金。因为他作为“接班人”，正需要耿金章这样的特殊典型，来证明自己正是具备了毛泽东所说的接班人的条件：“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，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，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。”

原来，耿金章成了王洪文的“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”！

摘自：叶永烈著《“四人帮”兴亡》